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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的起源是什么？

要有爱国主义，首先要有一个“国”。国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一个政府治理着一群生活在一起的人民。由于政府的教化、法令和裁决能够在这个共同体里畅通无阻，又由于这个共同体里的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因此在这个“国”内部的人们就发展出了某种同质性。他们的宗教信仰、道德标准、政治理念和生活方式逐渐出现了某些类似的地方。尽管在这个国家里，人与人之间在以上所说领域的差别依然显而易见（比如同是中国人，我可能喜欢古典音乐而你可能喜欢摇滚；或者我相信市场机制而你喜欢鼓吹国家管制），但是多数情况下，和绝大多数生活在这个国家外的人相比，这个国家内的人民之间的相似性要更加明显，更加强烈。

必须指出，一个群体内成员的同质性只有在与群体外成员的比较当中才能显现出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地球上除了中国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都消失了，那么我们说“中国人的同质性”还有什么意义吗？一个国家国民的同质性在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中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来：假如有一架国际航班的客机，机上的乘客来自各个国家，但上飞机之前彼此都各不认识。飞机由于事故坠毁在一个荒岛上，而所有乘客都幸免于难。当这些幸存者在荒岛上开始新的生活时，他们必然根据各自的国籍而自发地形成若干个小集团。对于那些中国人来说，他们会发现与其他国家的人们难以交流，而在自己的集团内部却能够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这并不只是由于语言的不同，尽管语言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即便对于那些英文学得最好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也会很快发现和美国人可聊的东西远远少于同胞之间的交谈。原因很简单：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

这里还必须补充一点，国民之间高度同质的现象并非从古就有的。在前工业化时期，一个政治体内部通常分为识字的精英阶层和不识字的劳动者阶层。A国与B国的精英阶层在生活方式上的相似性，可能大大超过该A国内部精英阶层和劳动者阶层的相似性。比如在战国时期，七国的士大夫之间可以毫无障碍地进行语言交流或文字探讨，而苏秦和张仪如果要和一国的农民交流可能就会难得多。再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的贵族在一起聚会并用法语聊天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文化差异就明显地多。而在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现代国家机器的出现，政府用各种教育和宣传手段向国民灌输统一的思想和文化。大工业生产取代了农庄经济，大众教育取代了精英教育。贵族和平民的区分变得逐渐模糊，而一国国民与另一国国民的差异就凸显出来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民之间的同质性是在近代社会才有的。中国古代中原农业国家的国民之间就存在某种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在和边疆游牧民族的对比中凸现出来。当岳飞发誓要“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时候，当陆游年老体衰却“尚思为国戌轮台”的时候，我们很难说他们只是迂腐地在“忠君”。他们的强烈情感主要来自于对“和他们一样”的大宋子民的热爱，以及对“非我族类”的金人的刻骨仇恨。

由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人们拥有独一无二的同质性，因此一个人便会对同胞国民以及这个政治共同体产生独一无二的感情。这种感情就是爱国主义。这里我们面临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国国民之间的同质性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同质性与非国家组织内部成员的同质性有何不同？这种同质性一定最强烈、最显而易见吗？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之间当然有许多共同点，为什么这种同质性不能激发出某种“爱院主义”呢？或者说，如果有“爱院主义”的话，它能否和爱国主义一比高下呢？如果国关学院命令你做A，而中国政府命令你做B，你到底做什么呢？

我们当然是听国家的。要回答国民之间的同质性为什么超越一切，我们还必须回到人性，回到亚里士多德那句古老的格言：人是政治的动物。只有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人性才能得到最完满的实现。国民之间的同质性和亲近感是来自于人们在语言，宗教，经济生活和文化上的共同点。然而她一旦形成，就独立于上述任何一种价值。在“为国捐躯”的号召面前，诸如“基督信徒联谊会”，“世界经济学家论坛”或者“亚洲农民合作组织”这样的群体都会黯然失色。这样，爱国主义就带上了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她更容易被朴素的情感所体会，却难于用冷静的理性来理解。这样的爱国主义曾经导致惨烈的屠杀，未来也不会让我们消停。然而我们却不能没有她，因为人是政治的动物，马革裹尸是人性完满的实现。